真情无矫饰

郭启宏
发布日期:2018-02-12 10:51:49 | 文章来源:潮州日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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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苏民先生有诗选——《戏外馀兴集》将付梓,我以为他会请同辈人中德高望重的艺术家作序,孰知先生偏偏邀我操觚。在多年师友面前,我委实却之不恭。此前我读苏先生诗,只从读者角度留意,一旦评论,岂敢孟浪凿空、信口雌黄?于是惴惴不安,难以释怀,迁延了许多时日。

  记得苏先生跟我说过他的配画诗的创作,大致是兴之所至,一如他后来补叙的《前言》所记,与鄢修民君“联手作起来”,是一次“兴致勃勃的合作”。当友人提议结集出版时,他略有犹豫,我则甚表赞同,且怂恿之。几年之间,苏先生多方搜集,由配画诗而寄赠诗,而记画稿诗,而题照诗,而书画缘,盈篇累累然,至今日有是书之出版。

  诗配画这种样式似乎只产生在诗画高度发达的国度,比如中国。为画题诗,古往今来不胜枚举,早已是颇具中国印记的文化传统;因诗作画,若齐白石悟“蛙声十里出清泉”而作蝌蚪图,亦复多多。即今域中诗配画之成大气候者,如丁聪、陈四益、黄永厚辈,堪称绝配。就戏剧界本地风光而言,则“二民”(苏民、鄢修民)的作品亦属一流。

  兴之所至,真情其内,是苏先生配画诗的一大特色。书中所录三四十位艺术家,与苏先生同处一个剧院,共事数十春秋,这是多么难得的人生际会!一任逝水悠悠,焉得云在?幸亏苏先生有一枝彩笔!试看他的“画像”,状貌更兼传神:

  “贫辨生活困辨人,勤出才智慧出神。”(《于是之》)

  “真花不需着颜色,大姐应是第一株。”(《叶子》)

  “胸横意气凌绝顶,学贯中西取他山。”(《焦菊隐》)

  “轻送幽默若无痕,与君交游似饮醇。”(《吕齐》)

  “文思无忌海天阔,书记有方才俊稠。”(《赵起扬》)

  2006年金秋,我出访美国加州,就在西海岸“十七英里风景线”,我有机会就教于人艺前辈赵韫如先生之前。赵先生是个天份很高、竭诚于戏剧的艺术家,却又是个荆棘塞途的受难者,她对苏先生的人格颇为赞扬,说她在人艺时候曾得到过苏先生的理解和帮助;今天,当我读到苏先生《赵韫如》一诗,多少感触油然而生!“堂上膝下共喜悲,蹭蹬一世迎风飞。曲飘剧坛知高阔,萍寄江海任去归……”信哉斯言,诚哉斯言!韫如先生把自己的回忆录定名为《梦飞江海》,自有来由。

  诗集中“主打”配画诗,我也看重其他诗。诗集中有两首题照诗——《题存晔蒙装骑马照》和《题存昕挽良种马照》,均写于上世纪70年代初。于是之先生说过:“诗文随世运。”这两首诗自难免带有时代的辙痕,诸如“战士炼心红”之类今人不大会写的豪语,然也隐约可感盛唐诗人的遗韵,而跃然纸上的则是一位父亲对儿女的真情寄望,那是在亲属星散之际,犹能葆有达观且豪迈的胸襟与精神。

  我想起沈三白的《浮生六记》,其《坎坷记愁》中有一节记其妻陈芸之病,其情思也绵绵:“……自此相安度岁,至元宵,仅隔两旬,而芸渐能起步。是夜观龙灯于打麦场中,精神态度,渐可复元,余心乃安……”因其关心入微,形诸笔墨,虽属白描,若寻常家庭语,亦有感人之韵致。

  苏先生当时未曾去过内蒙古、黑龙江,“挽辔思远志,昂首寄豪情”,“越野知千里,横竿向四方”,如此兴来之句,纵有存照为凭,毕竟想像语,然则关心入微,形诸笔墨,亦感人焉!

  使我饶有兴致、思绪蹁跹的还有诗集里五则“书画缘”,尤其是孙其峰与蓝玉崧二则,大有哲理在。

  “孙其峰”条叙述苏先生梦中得偈语:“本无落脚意,敛羽亦偶然。瞻彼神往处,天地接壤间。”虽然作者自云,“四句偈语并不见佳。”我却无从阐释,只觉得有一种“高妙”在极目处悬浮着。

  “蓝玉崧”条引出“愧傻”的室名堂号。“愧傻”二字似乎比偈语好解一些,或可用陶行知先生“傻瓜种瓜,种出傻瓜,唯有傻瓜,救得中华”的旨趣去附会,只怕实践起来,未必容易。

  既曰诗集,便有个形式问题,不好回避。我反复思考,再三印证,把苏先生的诗称作“变通的古体诗”,或者叫“新古体诗”。

  诗这玩意儿始终伴随着声韵格律。从曹植到沈约,格律的认知是汉民族一个伟大的发现,至盛唐,备矣,至矣,蔑以加矣。有趣的是,诗人们在大欣然的同时,蓦然感到一种奇异的束缚,清夜独处,思绪款款飞,格律诗全是律句固然舒心爽口,却又似乎失去了什么,天籁乎?天趣乎?于是他们反转来模仿不识格律时代的“原生态”,如《诗》,如《骚》,如歌谣,如乐府,于是乎所谓古体诗应运而生,无疑是成心同格律开玩笑。谓予不信,请看杜子美《夔州歌十绝句》,头一首起句“中巴之东巴东山”,这不赘词废话吗?又连用七个平声字,这叫嘛呀?也叫绝句?而历代诗家则认为这是有意为之的“破句”,不以为病。钱谦益《钱注杜诗》引《三巴记》、《寰宇记》,浦起龙《读杜心解》引《华阳国志》、《唐书》,俱为之注释,王嗣奭《杜臆》更大赞“写其形胜,便堪为夔吐气”,他在看重诗的义理的时候,也肯定了形式上的创新。

  唐代开科取士,诗乃一科目,极严苛,倘有出律,纵佳不取;自然,偶尔也有例外,如祖咏赴考,题目《终南望馀雪》,定例六韵十二句,他只做二韵四句,或问,“缘何?”则答,“意尽!”考官甚为赏识,破格取为进士。看起来重要的依然是意,体例也罢,格律也罢,当属其次。

  当今旧体诗家每自以为谙熟声韵格律,比如大呼“真”“文”不能通押,痛诋“孤平”“三平声”,乃至“蜂腰”“鹤膝”之类。说句不客气话,果若从王融、沈约、谢朓等人之说,求诸当今诗家,恐怕95%以上要“出律”的。向来被当今旧体诗家奉为圭臬的毛泽东诗词,其《西江月·井冈山》里,“闻”、“重”、“动”、“城”、“隆”、“遁”等不同部之韵字通押,其《蝶恋花·答李淑一》里,上声“二十五有”换为去声“二十六宥”,又换为上声“七麌”,先后三韵,诗史上未之闻,至若修辞上,“独有英雄驱虎豹,更无豪杰怕熊罴”,这一颈联百分百犯了“合掌”之忌讳。如是种种,当今精通韵律的诗家又该如何解释?照我看,事情其实简单,都可以,都行得,无须苛求。写诗嘛,终不能以辞害意,诚如钟嵘所说:“……文多拘忌,伤其真美……但令清浊通流,口吻调利,斯为足矣。”(《诗品》)

  说了这么些话,其实一言可蔽之,诗贵真情无矫饰,而格律云云可退居其次。苏先生的诗运用声韵,又不拘泥于声韵,是故,我称之为“变通的古体诗”,妥否?还望苏先生有以教我。庶几告罪矣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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